也许作者认为那无需多言。
只要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说的有道者还是人，就很难指望这个人与人之道彻底决绝，一意孤行，坚定推行天之道。分配正义问题因此一直是法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话题之一。
这些不落实甚至制度扭曲是有，但很难说主要就因为地方官员的无能、舞弊或贪渎。第三，《礼运》篇作者在此把天下视为一个分配共同体。中国农村五保户制度60多年来的发展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只要共同体成员的责任、义务和负担有区别，即便是法定豁免（如传统只有青壮年男人服兵役，因此豁免了女性、老人和少儿），即便完全必要且合情合理，这也是一种分配。第四，尽管西周就有了以亲亲尊尊来构建超越村落的大政治共同体的追求，但回头来看，历史中国的发生和演变，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以贤能为标准，吸纳各地的政治文化精英，建立大政治共同体。
古希腊的分配正义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生活。在提出了对于家、国安定和谐意义如此重大的问题后，一向务实的孔子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进入 刘作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理学 法治 。
造成法律渊源理论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学者用判例法制度下的法源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法源理论。法理，即事物的原理，我们称之为事物的理，就是哲学上说的事物的规定性，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不是会变？这种规定性，我们有时候把它叫作规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分析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时讲到：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我认为，这些学者的最大误区在于将判例法国家的法源理论不加区分地套在了像中国这样的制定法国家身上。一般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律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历史呢？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并载入宪法，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 中国的法理学界围绕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党建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研究趋向，有一些学者主张把党章、党规、党纪等看作法律的一部分，有学者发表文章，说党章是中国的不成文宪法，还有些学者认为党规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北京代表团的审议，在谈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时也强调：深刻理解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而法律体系主要的还是一个静态的体系，它主要地指向了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结构。
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讲一个事物转向另一个事物的时候，必然包含着一种超越，即后者超越了前者。一方可以提出权利本位及其论证，另一方也可以提出义务本位及其论证，谁也无法说服谁。我们注意到他们还有一句关键的话，就是不应该忘记，法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但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程序才能使制定出来的法律真正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志。
于是，就要找到它们的代言人或者叫代理人。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学者迷失的地方。
而在制定法国家，关于有效力的法律表现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具体而言，是由这个国家的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不可对此过度扩展。这一观点可以说带有颠覆性。
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争论。关于法和法律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律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法律调整的内容都是社会的各种事务。理论要发展，但是一些基本的常识要坚守。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者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与此相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国1997年《刑法》第94条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的范围的立法解释所带来的混乱。
该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权利理论中的权利能力理论、行为能力理论、诉权理论、请求权理论等，都要求权利人要有基本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或者表达能力，而这些理论和实践最后还是指向了人类，要通过人类来实现。
但法律如何去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作为一种自在物，怎么样表达？通过什么方式去表达？这是法律理论和权利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党规与国法的关系。
（五）关于司法的概念 中国关于司法的概念也存在很大的混乱。法律应该是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志的，但有些法律没有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笔者详细看了这篇文章，这个好色权真还不太好归纳，把它归为一种性权利似乎也不准确。中国从清末变法以来，一直坚持了以制定法为特色的法制传统。大量的意见提交上去后，仅仅由工作班子的认识就代表了立法机关的认识。（九）关于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的命题 近几年，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法治应该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的命题。
（十二）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争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包括动物、植物权利等问题，是近些年国内和国际社会热议的理论焦点问题。这样一种法制传统怎么可能轻易得到改变呢？。
而在法学基本理论中，法的元问题是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起点。在法律之外，是没有法的。
有人通过对动物的观察，说动物也有它们的语言和情感，只是我们听不懂。这些讨论推动了国家的法治进程，为党和国家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如果进入到法律环节，在法律关系问题上，有一个绕不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作为自在物的自然是不会说话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或是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国外这些年也有很多对于动物的试验，例如通过对猴子的实验，想印证猴子的心理活动，以及猴子群体中存在着的平等观和严密的组织结构等。在强调高度重视中国法治实践、服务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前提下，由于实践的需要，中国法学出现了一种突飞猛进的、近乎于狂飙式的发展，实践问题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研究领域，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法学研究路径，也是今后应当继续坚持的发展方针。当然这里面有戏谑和玩笑的成分，但也不完全是玩笑。
尽管对于法律渊源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作为一个通用概念，法律渊源是指有效力的法律表现形式，在国际上是有共识的。文章中讲了1979年10月《大众电影》杂志刊登了一幅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花》的接吻照，受到热烈欢迎，杂志多次加印，最后印数近百万册，几度卖到脱销。
但近些年来，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张力，自然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个经典的观点——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从法的社会本质上揭示了：法律产生于社会。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对近年来中国法理学出现的一些混乱进行认真反思。首先，对于庞大、复杂且丰富而多样化的法律现象和法学体系而言，是否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法学的核心范畴？这是需要思考的。
